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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罩商人奇遇记:有人发财上海房子随便买,有人入场即亏白忙一场

4月中旬的一天,上海大胜口罩厂门口,红色横幅拉了一串,上面赫然写着“警惕诈骗”“大胜不设代理商”“大胜门口严禁逗留”。 但偏偏有人对此视而不见。

4月中旬的一天,上海大胜口罩厂门口,红色横幅拉了一串,上面赫然写着“警惕诈骗”“大胜不设代理商”“大胜门口严禁逗留”。

但偏偏有人对此视而不见。据医疗服务商王弘(化名)回忆,当天有不下300人聚集于此,有的是倒卖口罩的,还有的是来要货的。

两个女人怒气冲冲地扯着一个男人的领带,让他交出100万个口罩来——她们早已支付了250万个口罩的货款。

在严禁人员聚集的疫情防控政策之下,平素门庭冷落的口罩厂成了少有的“例外”。

医用口罩主要供应医院,对医院来说,口罩是纯消耗品,价格压得极低。由于利润低,加上本身技术含量并不高,医用耗材商甚至不屑于做口罩生意,即使做,也不会把口罩作为主要产品。

但新冠疫情瞬间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命运。从1月份疫情爆发以来,口罩需求从中国一步步转向全球。在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的情况下,市场上出现了“一罩难求”的紧俏行情,口罩价格也一路飙升。

逐利涌入,转产口罩的企业;鱼龙混杂、囤积居奇的中间商;随着疫情发展,不断加强的市场监管……构成了一幅万花筒式的图景。有人趁机大赚一笔,也有人没能跟上节奏,入场即亏损。还有的因非法经营受到法律制裁。

而令医疗圈人士感到诧异的是,掌握口罩资源的往往不是医疗人,那些外行手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口罩。

尽管口罩本身技术含量并不高,但也绝不是几片布的简单重叠。决定一片口罩的身价和命运的,除了需求,还有它的原材料和资质标签,监管政策的宽严尺度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一条新政策的出台就可能把一批口罩生意扼杀在途,据业内人士称,大量在市场上流通的口罩并不符合医用要求。

随着国内疫情的缓和,继续做口罩的企业应该如何继续?疫情期间的口罩生意又给了医疗人怎样的启示?

疯狂的口罩:“一天一个价”

王弘记得很清楚,1月22日,武汉封城前一天,一个朋友托他帮忙询问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价格,他得到的报价是8毛钱一个。当时他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很贵了。因为在疫情之前,一次性医用口罩单价不过三四毛,“竞争激烈起来,可能进医院的价格只有2毛5”。

王弘没想到的是,几天后,他的公司准备购入一批口罩捐给湖北孝感时,买入价已经达到1.5元一个,仅仅一周之后,又涨到了3.5元。

他的买入价最高时达到6元,那是2月中旬,恰为武汉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最高峰,以及政府要求复工企业储备口罩、额温枪、消毒水等防护物资的当口。

王弘回忆,那段时间购买口罩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,订单再大也不会有任何优惠,“报价来了,就必须接受,否则拉倒。”

上海的医用耗材商李建(化名)发出了同样的感叹——“口罩是一天一个价”。他向八点健闻大致复盘了疫情爆发以来各类口罩采买价格的走势:从一月底到二月底价格一路见涨,至二月底达到峰值,三月起随着国内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复工后产能提升,价格开始逐步下降,目前的价格已经和一月底差不多了。

李建表示,这还只是大批量的采买价,并非出厂价,“因为疫情最开始不可能直接找厂家买到货,当时货源由国家管控,只能通过一些囤货的代理商和供应商买到一些”。

尽管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限价令,在卖方主导的市场却很难彻底执行。李建记得一次性医用口罩的限价是每个1.9元,也就是说厂家卖出时,开票金额不能高于1.9元。但李建就遇到很多次,厂家要求,开票金额1.9元,实际要付2.7元。

李建透露,遇到口罩被政府征用的情况,赔付依据仍是票面的1.9元。他所在的公司就有多次这样的赔本买卖。

也因为价格变化太快,李建还丢过单。那是3月中旬,来自美国的一笔100万个N95口罩的订单,国内一家代理商接单后找到李建。他联系的一家出口美国资质齐全的厂商,首次报价是10元,时间是一个周五(3月13日),代理商报给美国方面的是含税价14元。美方对于价格没有异议,但由于时差,签合同的流程耽搁了。

到了下周一,厂商临时宣布所有没签的合同,价格全部调至14元。李建和代理商没敢直接在此基础上加价4元,而是报了个16元的价格。美方对此非常生气,指责李建和代理商不讲诚信。价格谈不拢,最后生意自然没做成。李建也没想到厂家变得这么快,“可能因为那时候美国疫情刚爆发,厂家觉得国外一下子需求暴增了,就临时调整了价格。”

“不要听信自称有货的人”

4月中旬,王弘在上海大胜口罩厂门口蹲守了三天,等着提走本该在一周前交付的100万个N95口罩。

上海大胜口罩厂(上海大胜卫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)是这次疫情中的明星厂商,成立于1997年的上海大胜原本做的是出口生意,通过了美国、欧盟、澳洲、日本等多个国际标准认证。根据王弘的介绍,疫情之前,像大胜一样出口资质齐全、专做外贸的厂商只有七八家。由于新的出口资质申请和审批均需要较长周期,这些厂商的口罩便成了国际市场的抢手货。

王弘的订单并不是直接跟口罩厂谈的,而是找了“居间方”。他通过朋友介绍,和一个自称能够拿到大胜口罩的代理商签了订单,价格是18块多。王弘当天就把货款打了过去,确认4天后交货。然而到了交货时间,对方却推脱称货太紧张,需要延期到十天。到了第十天,为了能够确保拿到货,王弘和同事二人从南京驱车到了上海大胜厂门口。

第一天早上九点到,等到十点,居间方答复称要第二天才能出货。第二天,王弘从中午等到晚上七八点钟,还是没有消息。第三天,在厂门口等到晚上十点仍然没见到货的王弘发了条朋友圈:“第一次路边等货,心酸的感受!”

很多天之后,重新回忆起来,王弘才能笑着说起那段特别的经历,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场景。

当时和他一样在厂门口的不下300人,一部分是倒卖口罩的,一部分被他称作“诈骗分子”,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和他一样,在焦急地等货——在他看来,这些人就是“被骗的”。

王弘说,到最后基本上是“全军覆没”,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失望,不是在骂娘,就是在吵架。他看到过两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的领带,对这个男人说,“今天必须交出100万个口罩来!”王弘后来了解到,那两个女人已经付了250万个口罩的货款,但迟迟没有等到货。那个被扯领带的男人,也是一个“居间方”。相比之下,王弘觉得自己更惨——他连“居间方”的人影都没见到。

见提货无望,王弘要求退款。但对方仍然采取拖延战术,说等10-15天之后会有货。直到以报案来“威胁”,对方才分了三次把货款悉数退回。

事实上,王弘到厂门口等货的同时,也在碰运气,看能不能买到其他现货。期间接触的一个中间商,对方报价28元,至于具体有多少现货,王弘没再接着谈。“从18元涨到28元,这个价格太高了。”而且对方装修包工头的身份,让王弘这个医疗圈内人无法信任:“他对医疗一窍不通。”

在上海等货失败之后,上家建议王弘可以转战同样有出口资质的山东日照三奇。“三奇门口的情况和大胜差不多”,但王弘已经有了前车之鉴,这一次他没有先付款,而且要求直接跟工厂签约,给居间方的居间费可以单签合同。

王弘跟三奇签约的价格是15.4元,加上居间费3.6元,介绍人辛苦费0.5元,一个N95口罩到王弘手中的成本是19.5元。居间费和介绍人辛苦费超过了总价的两成,而他卖给下家也就是赚0.5元。他不由得感慨居间方的明目张胆,“让人很气愤,他只是介绍一下,或者是只是有资源,做得成做不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,他没有任何风险。”

王弘信心满满到三奇提货,试图进入厂区时,却被拦了下来,保安告诉他:三奇是没有多余的产能了,不可能卖货,不要听信自称有货的人,他们都是骗钱的。

他不死心,在日照又蹲守了两天,最终还是无功而返。虽然签约绕过了居间方,这个订单还是“黄”了。

出口订单虽多,但生意没那么好做

疫情之初,李建被拉进一个微信群,“当时主要是大家相互帮助”,后来这个群变成了一个交易沟通群,不断有人说自己有什么货,需要的可以微信单聊。

2月底开始,李建就发现,出口海外的口罩订单变多了。除了泡汤的美国订单,李建还接了好几个海外订单。

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,3月1日至4月25日,全国共验放出口的口罩数量达211亿只。

而在4月底,李建表示,他一单都没做成。除了突然变化的价格、厂家无货等原因,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——资质。

三月初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500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订单,就是因为资质问题,最终没能成功。当时斯洛伐克的需求方直接找到中国一家大型国企下单,李建帮这家国企联系到一家有出口欧洲资质的厂商。但斯洛伐克方面查验后发现,该厂商的CE认证(产品安全合格认证)是德国发出的,他们担心货物会被德国扣留——德国已经扣留过瑞士、意大利等国的口罩物资,要求提供其他相关资质。

李建提出的建议是,请斯洛伐克方面先下单,资质申请和口罩生产可以同步进行。但是对方拖着没有付款,厂家便把生产线的排期留给了其他买主。

还有一单,当时已经谈到了最后一步,李建和两个伙伴甚至算好了能赚300万,但最后仍然是因为需求方对于资质的不确定,而功亏一篑。

海外疫情起来之后,国内口罩厂商也兴起了一股资质申请潮,但以欧洲的CE认证为例,新申请的CE认证大多出自无发放资质的CE机构,而根据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的梳理,目前国内仅有8家机构具有防疫用品CE认证能力。那些“假CE”的产品实际上并不能通过国外买家的认证。

然而随着疫情加剧,海外国家急需大量口罩,开始放松了对进口资质的要求。

以美国为例,4月3日,FDA决定,允许在中国生产的未经NIOSH(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)批准的一次性过滤式口罩呼吸器通过紧急使用授权(EUA),只要符合其他一些国家设定的标准,或者经过一家独立实验室的审查,就能够进口到美国。正因为这一豁免条例,FDA授权的中国口罩制造企业名录增至80家。一位业内人士称,这一阶段的美国是“照单全收,你有什么我都要。”

与此同时,中国也在加强医疗物资出口的监管。根据商务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药监局的公告,自4月1日起,出口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、医用口罩、医用防护服、呼吸机、红外体温计的企业向海关报关时,须提供书面或电子声明,承诺出口产品已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,符合进口国(地区)的质量标准要求。

最新的消息是,5月7日,FDA撤回中国66家制造商向美国出口N95口罩的许可,也就是说此前80家的名录缩减至14家。已经签单的口罩还不知命运如何。

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

根据李建的估计,他所在那个微信群,360个人中,大约有20%的人在这次疫情中发了财。“赚到钱的,上海房子随便买买的”,李建这样形容口罩生意的暴利。

而在王弘的眼中,回头看市场上的口罩,只有20%是合格的,剩下的80%都是“瞎胡闹”,“随便搞个什么布,有的甚至都不是熔喷布,在市场上也可以卖了。”

王弘用“一地鸡毛”来形容疫情后的口罩市场乱象。除了质量问题,还有跟风投产。

在他身边,就有不少朋友买了几台口罩机放在家里,然后想办法办个应急备案。但从2月下旬以来,各地药监部门陆续出台关于医用防护服、医用口罩生产的新规,或将应急备案转为应急审批,或是停止应急审批。随着监管的进一步加强,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口罩已经失去了存在空间

更重要的是,这些着急转产、跟风投产的厂商,往往不具备生产医疗耗材的专业能力,“医疗本身是一个标准化程度高、严格的行业”,王弘说,生产环境,包括消毒灭菌、包装在内的后处理环节,在这些新兴的工厂里,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“严格来讲,他们生产出来的根本不能作为医疗用品。”

在王弘看来,随着国内疫情形势趋于缓和,口罩厂商的分水岭已经到了。如果不做出改变,不严格按照质量体系正规化、标准化地生产,一定会被淘汰。

但与此同时,口罩厂商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机遇。因为现在很多人考虑的仍然是现下的疫情,而不是疫情之后该怎么办。王弘认为,未来医疗机构和普通民众,对于口罩的要求会越来越高。

就在辗转上海大胜和日照三奇无果后的几天,王弘接到了一张医疗物资的采购意向清单,来自湖北孝感的一家口腔医院。

此前,王弘一直做的是医疗服务生意,采购类的很少介入。这个突然找上门来的订单让他有点意外。后来他了解到,这家口腔医院的院长正是当时孝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成员,对于王弘的公司在疫情期间做过的捐赠和公益行动非常清楚。基于疫情期间建立起的信任,该医院把订单交给了王弘,请他组织货源。

“平时想要跟医院建立联系,拜访一下院长,是要费很大的劲的。但这次,我们素不相识,面都没见过,电话都没通过,就把订单给我了,这是因为疫情期间建立起的信任关系是不一样的,是牢固的。”王弘很高兴,在他看来,当时捐赠的口罩成了一个“见面礼”,而且相对来说,是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了一个新客户。

这件事也让王弘深有体悟,如果能用口罩建立信任关系,那除了口罩之外的其他产品也都是可以辐射的。这就是机遇。

网站编辑:李园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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